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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認識老汪已十幾年了。
記得十幾年前的某一個下午，民運戰士劉賢斌來到我家，幾口茶水下肚，就說要給我引見一位作家。於是五、六個不速之客一塊去找老汪混飯。當時老汪家在五樓，才十來平方米，卻養了兩個人兩條狗。老汪的床造得像座拱橋，睡覺得搭梯子上頂，而日常的精神活動卻在床下，比如寫作、打電話、發呆等等。286的老電腦在床底深處，加上老汪總是深夜下班，還要貓著手腳，鑽入床底，過一番秘密寫作的癮，所以很容易讓人誤會是臺灣特務在滴滴答答發報—可巧了，他這次要出版的小說，主角也是個特務。
當然，老汪寫的是老牌特務，幾乎是這個國家一誕生就潛伏下來，等待著指令，伺機顛覆這個國家。可時光如水，時代更替，敵對雙方的工作中心都轉移了若干回—他被遺忘或拋棄了—於是他只能去公安機關自首，以喚醒並證實自我存在的意義。這個故事在我們周圍具有普遍性，我坐牢時，隔壁監房就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特務，也是潛伏多年，好不容易等來了海外「恢復組織活動，發展成員，並搜集政治和經濟資訊」的指令，可剛一露頭，即被一網打盡。此老特務的代號「飛鷹」，上校軍銜，手下成員兩位，一是自己的情婦，一是自己在工廠的徒弟；搜集的所謂「情報」，不過是公開流通的報刊摘錄。
「飛鷹」在獄中很和善，很認命，似乎尋著了歸宿。我琢磨他落網的原因，極有可能是隱藏得太久太深，做特務的手藝已經生疏；或因世道變化太快，沒跟上潮流。
「飛鷹」是否比老汪書中的特務更幸運些？如果他沒死在獄中，出獄後又去找誰來證實自我存在的意義？我四舅是國民黨的戰犯，坐牢二十幾年，1999年去世之前，也曾有過從海峽偷渡去臺灣，向彼島國防部討個說法的衝動。
而更遠的佐證是小時候讀過的一篇課文，叫〈一隻駁殼槍〉，講的是一個老地主在臨死前，把兒子喚到床前，瞪著眼，指著某一處地下就斷了氣。待兒子按其遺命挖地三尺，終於起出了一個匣子，裏面有一本土改時留下的變天帳和一隻閃亮的駁殼槍！照老汪書中提供的解讀方式，這個老地主也是標準的「潛伏特務」，可那隻在地下埋了許多年的槍不生銹嗎？還有「打響」的可能性嗎？
回頭說老汪，他原籍安徽，本來書讀得好好的，卻捲入了89學運，並因此坐牢一年多。出獄無處謀生計，就流落到成都，租房打工，據說還賣過魚。終於因在版式設計方面有天賦而混入了報社，並一直幹到今天，已十幾年了，這的確需要「潛伏特務」的耐力。老汪在單位，任勞任怨，像一架人緣極好的萬能機器，但周圍的世界與他陌生而隔膜，大家都不瞭解或不想瞭解他在飯碗之外做什麼，有什麼用。
由於受西方現代派作品的影響，老汪開頭的小說很晦澀，朋友們都覺難懂。我曾和他探究難懂的原因，他卻回答，腦子清楚的時候，他在忙飯碗；只有深夜回家，卸下外殼，鑽進床底下面對電腦時，他才吐一口長氣，鬆弛下來。此刻兩眼恍惚，腦子不太清楚，各種紛亂思緒來勢洶洶，他滴滴答答打字，由此上了癮。他老婆也受到傳染，有一段時間，兩口子並肩寫作，傳為佳話。
1997年，我主編地下雜誌《知識份子》，老汪捐助幾百元，上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情結人〉。這是一篇意識流小說，描述了「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即將開始的一場戰爭」，我做校對時，的確感到方塊字如軍團密密匝匝地湧過來，高爾泰的弟子李亞東讀出一頭冷汗，只覺出氣浪和濃霧，卻不得其解。我像破譯密碼似的，要他注意文中標出的黑體字—打回敵人老家去，它像古典音樂的主旋律，迴旋了好幾次，我說，你要用耳朵去讀。
接下去，老汪的文字風格日趨明朗，猶如在氣浪和濃霧中露出了矛頭。1998年出版的《知識份子》第二期，登出了他的現實與寓言混雜的長篇作品《我們—集體主義語境下的寫作》，朋友們都說到底能看懂了。於是老汪再接再厲，又炮製了〈清醒者永遠不可能醒來〉等一批時事評論，並且用他剛出生的女兒的名字作為筆名，以向大夥兒暗示一種子子孫孫挖山不止的文字決心。國內一個二渠道書商大約被他的精神所感動，還冒險出了他一本小說集，當然，在市場上沒引起任何反響。
我們共同的朋友李必豐的逮捕判刑對老汪有強烈的刺激。李必豐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很優秀的行動主義詩人，89年捲入街頭政治，判刑5年；98年，因把某地工人罷工上街的實況轉播給海外，又判刑7年。在寫作和民運之外，李必豐還熱衷於算命和偷越國境，他的兩邊臉至今大小不一，據說是第一次或第四次越境被活捉時，叫邊防軍揍壞的。在《證詞》裡，我引了他三首詩，其中之一是：
但冬季過早地來臨
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
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奉
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
凍得漸漸斑白
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
冬季來了
我們都愛冬眠
心臟累了
血液累了
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我曾對老汪說，這種冷到骨頭裏的天才詩篇，朦朧派和第三代都寫不出來。但老汪似乎只對李必豐算命的才華感興趣，有一次，老汪向國內雜誌《大家》投稿，彼主編來了熱情洋溢的信，稱「很快會用」，可李必豐當即起了一卦，為「未濟」，爻辭翻譯成白話就是：「小狐狸過河，打濕了尾巴。」—後來果然石沉大海。
他們之間的漫長友誼就這樣開始了，李必豐為老汪算了幾十次命，每次都是「事業」。甚至在風聲鶴唳的逃亡途中，李必豐也不忘潛入汪家，為他占卦，還為他的新生女送一個大猩猩玩具。接著李必豐落網，老汪長期給他寄錢寫信，文風也不知不覺趨向於紀實。在經歷過一次抄家與母親的亡故後，老汪感慨萬千，好像一下子老了，他沉迷於回憶，沉迷於人和事的湧現和消失，他坐在電腦前—此時他已搬家，不再是經常出沒於床下的那個年輕夢幻者了—血透過指間，一點點滲入冰涼的鍵盤。他淚眼迷濛，自語道：「14年了。」一個紀實、夢囈、旁白、獨白、引證、摘錄混雜的長篇就這樣出籠了，其中有落葉和愛情，而李必豐所帶出的宿命的影子幾乎席捲全篇。他甚至把友人從獄中寄出的信件也直接公佈出來，這也是專制之下，世態炎涼之中，一個作家所能表達的不可抑制的道義。
一個無聲無臭的民運失敗者的「指尖淌血」的現狀和道義只能如此曲折地表達出來，但是老汪算什麼呢？一個同樣無響無臭「潛伏多年的文學特務」的表達算什麼呢？他的公開飯碗是媒體，是為統治者營造太平盛世神話的奴性的媒體，可他的私下身分卻是謊言的敵人，就像奧匈帝國的銀行職員卡夫卡在私下所幹的。
卡夫卡太冷血了，他執意要在死後才公開自己的主要作品；我的朋友老汪可等不了這麼久，他一直寫，一直賠錢自印，一直免費往網上貼—但這離預期的反彈還差得遠，迄今為止，還沒人找上門來，指出「你的賤骨頭裏就是個特務」。
遍地乾柴烈火的專制政權已忙得氣喘吁吁，它只能活在「當下」，活在「速食」裡，否則它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各方面的挑戰，其中也包括老汪要求恢復自我歷史及真實身分的挑戰—這不，老汪以作家特有的方式向國家「自首」了，他寫出了《中國地圖》，寫活了一個潛伏特務的經歷。他要求有關當局因他的歷史問題而處理他，以此證實他曾為一種信仰，一種目的而存在過—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我們這一大群「有歷史問題的」人的要求。
國家有責任處理它的敵人，但敵人又是國家製造出來的。如今，我們要通過「自首」告訴統治者，自己是如何被社會、時代、黨和政府所多次強姦的。殺人滅不了太多的口，於是在強暴者的脅迫下，我們是否只能遺忘，還是遺忘，只有遺忘？
哈威爾在一篇文章裏說過大意如此的話：布拉格之春以後，捷克人民因為膽怯而逐漸屈服了，世俗化了，只有捷克的知識分子沒有屈服。可在中國，知識分子似乎比人民看得更透，也垮得更徹底。六四血案之後，老右派王蒙們「告別了革命」；八○年代的先鋒派作家們搖身一變進入市場，發家致富，充分享受善於妥協帶來的「創作自由」。漢學界看好的李銳回歸時光倒流的凝固鄉村，以功利性的民族意識抗拒殖民者的語種霸權；而內外走紅的余華甚至在西方公開說，他沒有禁區，什麼都可以寫。那我想問，他寫過《中國地圖》嗎？或者像裏面的老特務，有過向公安機關自首的衝動？他是否可以談談一場大屠殺對創作的影響，或者沒有影響？
老汪通過小說，終於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繚亂的轉型期歷史中成為一道界線，一個不可忽略的作家。但願有更多的作家讀了《中國地圖》之後，天良發現，向黨和人民自首，交代從1949年以來，或者從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來的可恥行徑—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實的文學史才有望在百年後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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