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 廖天琪譯
「群山是一個大舞臺, 長江和烏江盤據在遠方的包廂裡,星星閃爍的掌聲要幾萬光年之後方能傳到這兒來─戲劇、寫作和現實生活竟如此分不開,但為什麼它又如此令人痛苦呢?」廖亦武在他的獄中書裡如是說。所以他的寫作宗旨是:「為了準確地了解一種事物,你必須要變成一隻蒼蠅,叮上去,嗡嗡聲很討厭,你要時時當心吃巴掌。」
「為什麼它如此令人痛苦呢?」、「你要時時當心吃巴掌。」─兩句短短的話道盡真相:根植在腦裡的牢獄,只有通過寫作來掙脫。但是,一旦寫出了獄中經歷, 警察國家又威脅著,試圖把他重新送回監獄。
德文版的《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即中文版的《六四•我的證詞》,由臺灣允晨文化公司同期推出)面世的曲折,讓我們想起50年前《齊瓦哥醫生》的出版情況。巴斯特納克當年堅持要將這部名著在義大利的Giangiacomo Feltrinelli公司出版,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像是偵探小說一般了。Feltrinelli不得不採用秘密接頭的方式,去見巴斯特納克的信使,並向他出示半張紙幣,紙幣的另一半在Feltrinelli公司手裡。巴斯特納克在捲菸紙上寫下一則信息,而信息的內容,只有是法文時才有效─原因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竭盡所能來防止該書的出版。蘇聯政府通過訪義的作家代表團,一再要求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來干預這本書的問世。而巴斯特納克本人則被迫簽署一封信件,信中他要求Feltrinelli不要出版自己的書。蘇聯作家協會主席阿列克謝蘇爾科夫帶著這個「書面聲明」,親自跑到米蘭的Feltrinelli公司,表示作家已經放棄出版自己的著作。Feltrinelli形容此君是隻「塗了糖漿的豺狼。」
雖然曲折異常,但巴斯特納克立場堅定,他不計一切代價,也要出版自己的書。
中國共產黨也通過各種手段來阻止廖亦武出版自己的書。壓力是巨大的,他被迫答應,放棄在德國和臺灣的出書計畫。然而菲舍爾出版社知道,在德國出版這本書是廖最大的願望。為了保護作者,使他不致遭到逮捕,出版社甚至違背作者的意願,將出版日期不斷往後拖延,雖然作者本人曾說,他寧願坐牢也要出書。好在這種情況終於沒有發生。
中國干預廖亦武一事,慘遭敗北。不過在另一個項目中,他們頗為成功。在一場中德聯合展覽會中,本應展出德國著名攝影師的有12張系列照片。結果在中國的審查制度下,只有兩張照片倖存下來。而德方的展覽策劃人和藝術家本人竟然都接受了這樣的做法。
在巴斯特納克的時代,要耍查禁的陰謀,必須有秘密計畫和代表團的介入。今天,德國大企業的高級主管會親手處理這些問題。當北京開幕式中有人提到史蒂曼被拒簽入境時,他們發出噓聲。這些人被經濟的利益所蒙蔽。但中方也很會給作家們灌迷湯。尤麗•策(Julie Zeh,德國女作家,1974 年生於波昂 )在中國進行訪問時說,她完全理解,為了防止中國發生內戰,而把螺絲釘擰緊、盯住潛在的搗亂分子,把他們投入監獄、進行新聞審查及限制網路的流通這些做法。她問道,誰敢站起來要求,「立馬引入民主制度呢」。(見《法蘭克福匯報》,2006年11月21日,第48版)
如同巴斯特納克一樣,廖亦武在其著作面世前夕,必須忍氣吞聲─被多次抄家,稿件反覆遭到沒收,斷斷續續的軟禁及監控,他總是頑強地從頭開始。慶幸廖亦武的正直、責任、道德感,他堅持不
懈,絕不放棄。
這本書的問世不僅與《齊瓦哥醫生》的長期艱難掙扎相似,就連這本書的內容,也讓人連想到巴斯特納克。《為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作》為我們打開了中國的集權視窗,如同他的前一本《你好小姐和農民皇帝》(即《中國底層訪談錄》選譯本),把我們直接帶進暴發戶和嗜權王國之光怪陸離的外衣下,一個將蘇聯古拉格集中營當作楷模,來管理城市、鄉村和犯人改造場所的不見光的國家,一個沒有資格被稱為現代化的有形或無形的監獄,它只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家族式遺產,卻塗抹著迷惑西方人的經濟奇蹟的油彩,而它自己的老百姓卻要付出遭受鎮壓和權利被剝奪的長期代價。
上述事實是這本監獄之書的一個層面。另一層面,是它深厚的文學功力。作者的語言既冷酷又炙熱,既憤怒又蠱惑。牢房裡的分分秒秒,虐待狂和慈悲心,出人意外地交替呈現。一個人可以同為魔鬼和可憐蟲。每個行為都極為瘋狂,對於監獄來說,又再正常不過。「看守所裡死個人,根本是家常便飯」,廖這樣寫道。
殺人慣犯和江洋大盜的殘暴沒有被淡化,相反地,通過細緻的描述,他們褪下了惡魔的面目。在如此特異的圈子中,他們的行為反倒相當順理成章。作者敘述道,人性怪胎往往是病態制度本身所造成,所謂「新中國」卻沿襲舊中國「以犯治犯」的監獄傳統,使政治犯和刑事犯都淪為兜圈子的暈頭轉向的狗,廖亦武所表現的精湛的文學藝術,惡作劇的下面是內心的慘叫。而大便和鐐銬的實錄章節裡,總浸透著水流一般的溫柔詩意。這種混合物不僅鑽進讀者的腦袋,也在他們的胃裡翻騰。廖亦武的語言是身體的,因為它以身體去受苦。他的語言如同他自己,吞下了被剝奪、遭酷刑的痛苦,跌跌撞撞、竊竊私語,最終掙扎出了牢籠。
牢房裡的死刑犯人被稱為「活死人」。因為按中國法律,他們在等待死刑覆核,等待被拉出去槍斃。比如廖筆下的「陳死人」和「小死人」,後者只有19歲。他母親曾與他通姦,當他母親與另一人也通姦時,他感到了背叛,就宰了她,還用刀子活生生地肢解。他被判死罪,他說:「捅了老鼠的窩,牠都有感覺,何況人呢」,另一個死囚說:「唯一可以輸掉的就是我自己」,於是不久後,他一去不回了。
廖亦武在獄中幫不少人寫《上訴狀》,也幫死刑犯寫最後的家書或遺囑。一個死囚被帶出去,書中稱為「上路」了。這話說得挺仁慈,卻令人背脊發涼。但後來我們讀到死囚在處死前夜,被綁在另一冷冰冰的庫房被獄醫用大管子抽血,這就是「利益均霑」嗎?不知道國家要把這樣的血液賣給誰?
在牢裡每月只有兩個小時提供筆和紙,這段時間內,必須寫好十封信。完成任務後,廖亦武沒有時間來記錄任何其他東西。因此,他後來的書中情節是憑記憶重新構建的。在這些對話中,充滿了從高處向下俯衝的摩擦熱度,所有錯綜複雜的情感得以再現─憤怒、虐待狂、同情、抑鬱、被遺棄感和孤獨;而外在的景觀也同樣令人焦躁不安─「犬牙交錯的月牙兒更紅了,我躺在血淋淋的犬牙裡,星星如綠頭蒼蠅,叮咬著無盡的黃昏。」
「牆外的燈光與月光混淆,一幢幢大樓朦朧地融化在天邊,小巷子沒來由地深下去,汙穢的閃念走馬燈一般浮現了。」
關於他自己,作者如是寫道:「我聽到我的靈魂出走」,「心如死灰。」那首在6月4日凌晨大屠殺之前4小時所寫的長詩《大屠殺》,為他帶來徹底的厄運。這死亡之音裡,湧現著這樣的場景:
代表母親嗆死孩子!
代表孩子雞姦父親!
代表妻子謀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毀城市!
開槍!開槍!開槍!!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軍用皮靴。
詩句一次次地重覆:
「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啊!打穿腦殼!燒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
他一股腦地寫,其實他在嘶喊,這首死亡之詩是一種恐怖的命令,陽痿的指揮高調,命令的反面,是憤怒,它要阻止殺戮的軍隊進城。
紙上的大屠殺後,作者無奈地寫道:「大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在鳥翅、魚腹、微塵裡進行。」
這本書裡記載了無數可怕的事實,它們在旋風般的文字下閃爍發光,沒有什麼是作者會遺漏的,這本書表現了作者博聞強記,記憶力驚人。他之能夠如此,是通過當時的細密觀察,把經歷的一切再現出來。我通過奧斯卡.帕斯提歐爾(Oskar Pastior)關於勞動營的陳述(赫塔•穆勒的《呼吸鞦韆》裡有些章節採用了此人的口述資料),是一種下意識卻又細緻的對「生存的臨界點」的記憶。這可能與廖亦武是一樣的,那種認知在腦子裡如走馬燈一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不停地轉。腦子裡閃過「生存的臨界點」,每一秒鐘都能記錄下來。一種本能的如快照般的反應,腦子在獨立、不由自主地運作著。受到傷害的神經能產生一種觀察癖。
被投入集中營和監獄裡那樣擁擠而噁心的環境裡,這種近乎固執成癖的觀察習性,能讓痛苦更為錐心,每個細節都浸入了個人的色彩,把支撐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這種觀察癖也是一種恩賜,因為它包涵著人性,並支撐甚至拯救了人性。
一個觀察者不論多麼投入,畢竟是個旁觀的客體。當被周遭的零亂和無望包圍時,冷眼觀察就成為唯一可能的精神勞動。認知這不堪的環境,是一種痛苦,但認知痛苦又是一種恩典。
痛苦和恩典在書中交織著,彼此相互了解,它們的動力源於自我觀察。廖亦武的書是頭腦裡所導演布局的戲,它把自己經歷的作為一種自我對話和自剖從記憶中調出來。喚回記憶也是拉開傷疤,以往的經驗被放大了,之後就成為一種抽象的存在,在腦海裡成為一種幻象似的疼痛和膨脹的恐懼。對於這種幻象式的恐懼,廖亦武稱之為「彼岸的溫柔」。不論他在自己的故國還是在異地,這將陪伴他的一生,它永不會消逝,會不時地一再浮現。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叫廖亦武「廖禿子」。他倆是一對兒。他們兩人以各自的方式,為我們打開了今天中國的一扇窗戶。但曉波為了他的閃光的、為中國民主化提出改革性建議的《零八憲章》而坐在牢裡,這是他的「罪行」。那虛榮、並且極端害怕失去權力的永遠不肯下臺的共產黨,把對變革抱著希望的劉曉波送進監獄11年。這些頑鐵般的同志,雖然顏面掃地、徹底破產,卻依然瘋狂地霸住政權,盲目頑強地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目前他們對艾未未的惡劣迂迴策略,也是如出一轍的行為方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此製造了那麼些謊言。但那些罪名是無法成立、甚至自相矛盾、隨意堆砌起來的。就如同對劉曉波的判決,連從中國法律來看都是不合法的,一派胡言。
我很高興,廖亦武沒再進監獄,而是到了我們這對他而言是陌生之地的地方。這是一種難以想像的、帶有苦味的幸福,苦澀的幸福也許比純粹的幸福更有價值,它的代價很高,但是卻讓他趨避更多痛苦。一個人不能被苦澀的幸福所承載,而是需要自己去牽引拖拉。他的心中充滿了「彼岸的溫柔」。
故鄉是人們出生並且生活著的地方。
故鄉是人們出生,長年居住,然後離開,並且總是來了又走的地方。
對於一個倖免於被跟蹤的人來說,故鄉是他出生,長年居住,逃離,並且不再被允許回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會說:「見鬼去吧」,但是,這也不行,故鄉是一個人最親密的敵人,愛它,卻又遺棄它。它仍然跟個人一樣無助,如果不是監獄的話,那可就要「小心吃巴掌」。
廖亦武短期內回不了故鄉。但苦澀的幸福是聰明的,它故意讓思鄉與和不思蜀的感覺相互混淆。它是一種絕佳的虛擬式,它明確地告訴你:假如你留在故鄉的話,你永遠不會做你所願意的自己。這個虛擬語句不再是一種願望,而是現實狀態,它能驅趕憂傷,它不離你,並經常回顧你。虛擬的大師也會經常返回的。
我覺得苦澀的幸福是虛擬語氣的家園。在流亡期間,你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憤怒」和「彼岸的溫柔」是相互交替的。
親愛的亦武,隨著苦澀的幸福,純粹的幸福也會來的,其實它今天已經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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