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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寫給知識分子看的書
金恒煒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尤其讀《理性的歧途──東西知識分子的困境》而不知作者曹長青其人其事，更是不可。這是知識分子寫給知識分子看的書，是逃出煉獄的知識分子挑戰並批判在天堂中謳歌地獄的知識分子之棒喝作品。身受中國共產黨荼毒，終於在美國脫筋洗髓，進行大反省、大改造，曹長青終而成為右派，成為共和黨員；所以他特別標出「右派知識分子」，不是沒有原因的。
「知識分子」是個美麗的名詞，然而也是極具爭議性的名詞，英國文化研究主要創始人威廉恩（Raymond Williams）在《關鍵字詞》（Keywa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中說：「一直到到二十世紀中葉，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知識主義（intellectualism）、知識階層（intellegentsia），主要用於負面，而這種用法顯然依舊持續。」確實，一九八八年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狠狠痛批了自盧梭以下的「大知識分子」，書名就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絕對是「負面」用法，書末的結論是：「任何時候我們必須牢記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人比概念重要」正是試金石。這個理念見於喬治．歐威爾、卡繆，也是曹長青拿來做月且人物，評隲史事的標準。通觀曹長青的全書，他常常拿出來做「兩元對立」的就在於：正義／不正義、真實／概念、實際／理論、現實／作品、實踐／理論、真理／欺騙、謊言／記憶……。曹長青指出來的這些左派知識分子強調的「進步」、「政治正確」，放在歷史與事實的脈絡上，全經不起檢驗，曹長青的大文已有極其精闢的分疏，尤其鞭撻了「西方左派」此一「邪惡幫凶」的論旨之後，特別以專章討論「沙特和西蒙．波娃」，尤其六○年代紅極一時，連當時的總統戴高樂都稱之為法國現代伏爾泰的沙特，曹長青援引美國哲學家胡克的「自由的掘墓人」當沙特「壽銘」，有太史公「史筆」的力道。曹書可以覆按，在此不多加引敘。
倒是與沙特從同學、朋友最後「決裂」（波娃語）的阿宏（Raymond Aron），在六○年代給戴上「保守派」的帽子。晚年寫了《回憶錄》，接受《文學雜誌》的訪問時，深刻但尖銳的批判了沙特。阿宏指出沙特是「知識界一霸，在知識圈內大行其恐怖主義」，但「只限於某個層次」，重點是，他說：「沙特對法國政治產生過一次影響嗎？從來沒有過。他曾經對〈大西洋公約〉和美國猛肆評議，卻絲毫不影響第四共和所推行的親西方政策，也不影響法國與西德建立共同體。」當時阿宏講得很白：「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在《費加羅》報上的文章，對從政者的影響超過了沙特連署的抗議書的總和。」
舉一個實例，來證實名滿天下的沙特其實毫無真正的影響力。一九四八年法國知識階層組成「革命民主聯盟」，其中不乏名聲卓著的，沙特就是最大支持者，他們傲慢的宣稱「在巴黎，我們一個月內必定有五萬名加入者。」然而，十八個月之後，「革命民主聯盟」在全法國只有二千名成員，以知識分子為骨幹的政治團體越不過統計數字的限制。
「寧願跟著沙特走錯路，不要跟阿宏走對路。」這是七○年代末，歷史真相逐漸呈現，真理站在阿宏那一邊，阿宏思想開始傳播。等到阿宏《回憶錄》出版時，沙特替獨裁者包括史達林、毛澤東、卡斯楚等人發言，甚至不惜「撒謊」來支持共產主義的種種作為無所逃避的大白，曹長青用「邪惡的幫凶」來形容，絕對正確。
在沙特以及其「同路人」或他的徒子徒孫大肆吹捧毛澤東之際，中國廣大人民在毛澤東構築的「古拉格」內面臨「史無前例」的浩劫。曹長青生於「新中國」，親身經歷了毛治下的「地獄」中國，卻是極少數敢當面向共產黨丟石頭的骨骾之上。他批判與揚揄「知識分子」，當然是從知識、理論上來，更重要的是，他有真正的深刻體驗洞燭人之為人的意義，支持西藏人民，支持台灣民主，曹長青強調「走向真實」，他不僅自身突破「虛妄」之繭，更且用筆戮穿披著「良知」外衣的那些「神聖的惡魔」（約翰遜語）或「邪惡的幫凶」（曹長青語），還知識界一個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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