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到過波蘭，也拜訪了波蘭通訊社(PAP)。當時波蘭陷於長期政爭之中，和政府關係密切的波蘭通訊社內部人事暗潮洶湧，與社長的會面行程始終無法敲定，最後是由一位略諳英語的部門主管出面接待，他約略介紹了波蘭通訊社的情況，同時提到波蘭通訊社很少派國外通訊員。雖說如此，事實上波蘭通訊社曾出過一位國際間極具知名度的外派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

在卡普欽斯基活躍的年代，戰地記者或深入危機地區的記者是非常稀有的品種，通常那些地方就只有幾個人，一個美國記者、一個俄國記者、一個英國記者、一個法國記者，另外就是卡普欽斯基。其他記者有大通訊社當靠山，可以出入大飯店，採訪時身邊跟著翻譯，卡普欽斯基算算口袋裡不怎麼傲人的波幣，通常就只能選擇小旅館和跳蚤一起歇腳，然後想辦法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自己一個人慢慢施展神通。

從1962年開始到1981年因同情團結工聯被政府註銷證照為止，卡普欽斯基一直是波蘭通訊社派在第三世界巡迴的唯一記者。他到過印度、阿富汗、中國、拉丁美洲及非洲，認識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政治領袖，包括古巴的切．格瓦拉及烏干達的阿敏。非洲尤其是他的最愛，他不斷回到非洲，報導過那裡27次的革命和政變，好幾次自己還身陷險境。

在艱困的採訪環境中，他練就一套「兩本筆記」的特殊技巧，一本是應通訊社要求的簡短標準通訊稿，另一本則是記錄採訪過程更為細緻的觀察和體會。這些材料從70年代開始，逐漸成為他一本又一本暢銷著作的內容，包括觀察安哥拉內戰葡萄牙人殖民社區潰退的「生命另一天(Another Day of Life)」，描寫衣索比亞國王賽拉西(Haile Selassie)宮廷衰敗故事的「帝王(The Emperor)」，記錄伊朗最後國王巴達維(Mohammad Reza Pahlavi)被推翻過程的「王中之王(Shah of Shahs)」，有關中美洲地緣政治的「足球戰爭(The Soccer War)」以及敘述蘇聯瓦解的「帝國(Imperium)」等等。「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則是卡普欽斯基去世前最後出的一本書。這本書充滿對青年記者卡普欽斯基的回憶以及他與古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亦步亦趨的心靈交會。

希羅多德所寫的「歷史(The Histories)」，是卡普欽斯基50年代中期還在「青年旗報」工作時，第一次跨越「邊界」(書中不斷出現的隱喻)前往印度採訪前，女總編輯送給他在路上看的一本書。從此卡普欽斯基與希羅多德幾乎是形影不離，即使隨時處在沒有「餘裕」(瑪克斯．韋伯用語)的狀態下，卡普欽斯基還是時常神遊在希羅多德的歷史故事裡，並且以此來對照，並且解釋他正在報導的現今世界。這種古今神交的關係是如此密切，以至於卡普欽斯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要出一本書來對此做個交代。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不是卡普欽斯基個人的專利。得過九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影片的「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片中男主角德阿瑪希伯爵，他二次大戰期間在北非沙漠裡冒險奔波，發現古窟壁畫，愛上不該愛的女人，而終至墜機焚火、面目全非，躺在北義大利一座廢墟別墅中待斃，卻始終帶在身邊那插滿剪貼、書信的，也正是希羅多德的「歷史」。難道「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恰好就是那個年代漂泊男人的時尚？

被稱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Herodotus)在西元前484年左右出生於小亞細亞的哈利卡那述斯(Halicarnassus)，是波斯統治下的子民。非常年輕時，希羅多德就在好奇心與探索欲望的驅使之下開始出外旅行，除了小亞細亞之外，他足跡遍及歐洲希臘、愛琴海主要島嶼、當時的波斯首都蘇莎(Susa)、巴比倫，乃至於黑海西岸。他還沿著地中海東岸的巴勒斯坦走廊去到埃及。保守地估計，他旅行過的地方大概是31個經度以及24個緯度(各自約1700英里)所涵蓋的地區。他每到一個地方都仔細地蒐集資料、實地查訪，記錄所有相關的細節，心中始終清楚，這些工作都是為了要書寫一個偉大歷史的架構在做準備。卡普欽斯基說，希羅多德旅行時所做的田野調查，正是一個現代記者採訪時必須具備的基本工夫。

希羅多德的「歷史」描寫的是希臘與波斯之間的征戰。可是他花了很大的心力在介紹這戰爭的起源，希臘與波斯各自的祖先與相關部族的發展，所以有訴說不完的故事。希羅多德使用極富影像效果的鮮活筆調去敘述各個故事的場景、主角人物的個性還有他們戲劇性的動作。故事裡多的是各地的奇風異俗，又佈滿人性的幽微和隱喻，這的確是漂泊流浪者旅途中最好的伴侶。

有趣的是卡普欽斯基在希羅多德做歷史研究的方法上學習到他所稱「報導文學」(literary reportage)的技巧。這種方法特別重視個人與個人直接接觸所傳達的訊息。這種方法也設法在所發生的事件之外，去捕捉圍繞在四周的氛圍。報紙常常企圖只用600字報導一個事件，但是當天的氣候，街道的氣氛，人們的感覺，小鎮的流言，空氣間散發的味道，這些數不盡的元素，卻都是這事件的組成部分。為了醞釀更高的文學性，卡普欽斯基甚至也會放棄採訪時的筆記，純粹使用記憶和想像來撰寫他的報導。這時候的卡普欽斯基已經又冒著風險，跨出新聞專業領域的「邊界」。事實上就因此有批評者指責他耽溺於追求文學而損及報導的真實。

儘管如此，卡普欽斯基已經蓋棺論定。2007年1月23日卡普欽斯基去世時，全世界重要媒體紛紛以顯著篇幅報導他的死訊，很少有記者能夠享有這般的殊榮。「紐約時報」標題說他是能夠寫作「閃亮諷喻及新聞的波蘭作家」，「法蘭克福廣訊報」說他是「我們時代的希羅多德」，而「明鏡周刊」則更直接讚揚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記者」。#

(蘇正平，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